九月三十日,中秋月圓時,正是南懷瑾先生荼毗之夜。我不忍看恩師化為一縷青煙,從廟港回到香港家中。在他的遺像前,供一束鮮花,點一枝清香,跏趺而坐,誦經追思。惺惺寂寂之中,仿佛見到他老人家像往常一樣笑容可掬地向我走來。近二十年來跟隨懷師的一樁樁往事、一幕幕舊景浮上心頭。

初識南懷瑾

最初知道南懷瑾這個名字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,剛剛開始接觸佛學。香港何澤霖老居士寄來他的佛學著作。我猜想這位作者應該是清末民初的人物,因為這個時代是不大會有這種博大精深的學者了。一九八八年,友人向我介紹劉雨虹老師,說她是代表南懷瑾來接洽復旦大學出版社,計畫出版懷師的書,我這才知道他人在香港定居。當時出版海外圖書需經宣傳部審批,而我正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。我就說,若出版佛教類圖書還要由宗教局會簽,而一般是不會獲准的。你們不如先出南懷瑾的文化類著作,例如《論語別裁》等。後來他們採納了我的意見,我也和新聞出版處的同事打了招呼,促成了南師著作的順利「登陸」。

不久我也負笈遠遊了。一九九四年,我到了香港,遍尋南懷瑾未遇。在一個「海歸」聚會的場合偶遇趙海英博士,說是可以帶我去見懷師,真是喜出望外。一個週末的傍晚,到了堅尼地道懷師的會客處,一房間的人在那裡等候。我不敢說出以往的真實身份,怕引起誤會,就只讓海英介紹是《世界經濟導報》記者。哪裡知道在懷師那裡遇到了當年在上海相識的劉雨虹和陳定國夫婦。我的「真面目」也就很快被戳穿了。然而後來懷師從未對此介意,反而還常把我的這段經歷向臺灣友人介紹。這才真是佛家的不起分別心。

六點左右,一位仙風道骨的長者柱著手杖飄然而至,一襲長衫,滿面春風。我料定這就是嚮往已久的南懷瑾了。當晚在飯桌上,客人們出於對懷師的恭敬之心而慎言謹行。我生性豪放不拘,因而酒酣之餘放言高論。想必當晚海英是為我捏一把汗的。不料向懷師告辭時,他竟說:「你是個有匪氣的文人。我喜歡你這樣的年輕人。今後不用通報隨時上來吃飯聊天。」從此我就登堂入室,成了懷師飯桌上的「常委」,每個週末都會準時去堅尼地道。

 

領上學佛路

我在大學時代就接觸佛教,但只是當作一門學問來研究。雖然早年出版了幾本佛學著作,充其量也不過是「口頭禪」而已。一九九六年春節前,懷師讓海英通知我,大年初一去他的寓所「打禪七」。海英告訴我,那是極個別入室弟子才享有的待遇。我卻不識趣地回絕:「家有高堂稚子,已經訂機票要回家過年。」其實,長期受科學主義的浸潤,我當時對禪坐一類的佛門實修不以為然。那時候,我在《明報》主筆政,每天下午三點鐘進報館,次日淩晨一兩點鐘下班。睡五六個小時就要起床「炒股票」。每星期還要起一個大早趕到沙田的中文大學去修我的博士課程。長此以往使我精疲力盡,面容憔悴。懷師見狀就對我說:「儘管你不信佛,打坐對身體也是有好處的,不妨試試。」我就這樣半信半疑地跟著大家學起禪坐來。堅持了大半年果有起色,還是那麼沉重的負荷,但朋友再見面時都說我面色紅潤,判若兩人。從此我就堅持不懈地打坐。每年春節也都留在香港,跟隨懷師「打禪七」了。但我並未真正將此與學佛聯繫起來,只是在色身上下功夫。

一九九七年的一天,懷師把我叫去個別談話,說看我是個可造之才,要傳我「心地法門」,說此法真能修成的人不多,望我持之以恆。他還說,你十多年後也許會出家。若如此,則必成一代大法師。其實,我一直沒有真正弄懂「心地法門」是怎麼一回事,更沒有動過出家的念頭。兩三年前和懷師舊話重提。他老人家聽罷哈哈大笑,說當時見我仍將佛法當學問,是想把我「哄」進佛門。知道我功名心切,不用此番話「忽悠」我,我豈肯認真實修。懷師就是這樣因材施教,根據各人不同秉性根器,施以不同誘導之法,從不認為有一種適合任何人的「不二法門」。

 

傳統文化的當代弘揚者

二000年,老友來新國先生和陳知涯將軍打算出版南懷瑾全集。懷師指定我來寫序言,我義不容辭地接受了下來。動筆之前,最難的是究竟如何給南懷瑾定位?懷師一生行跡奇特,常情莫測。年少時即廣泛涉獵經史子集,禮義具備,詩文皆精,以神童名聞鄉裡,並習各門派武術,畢業於浙江國術館。早年曾鑽研道家學,青年時代發心學佛,遁跡峨嵋山大坪寺閉關三年,遍閱大藏經三藏十二部。出關下山後,深入康藏地區參訪密宗上師,經白教貢噶上師及黃教、紅教、花教上師陸續印証為密宗上師。因而,有人稱他為國學大師、易學大師,有人稱他為佛學大師、禪宗大師、密宗上師,也有人稱他為當代道家。這些稱謂皆似是而非,因為每一種說法都只涉及了懷師學問人生的一個側面。懷師也從未以此自居。我曾經在文章中稱其為「當代大隱」。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一派高人,如鬼穀子、陶淵明、孫思邈等,他們雖然對世事洞若觀火,卻寧可選擇閑雲野鶴的人生,而不願出將入相,食官家俸祿。古人又有「小隱隱於山,大隱隱於市」的說法。做一個周旋於市井俗人之間而能出污泥而不染的隱士,當然比避居山野更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