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 常有人問我儒家就是中國文化的中堅代表嗎?我經常瞠目不知所對。因為我性喜涉獵博覽,不能由博而約,專攻一技一藝之學,至今一無所長,一無所成,所以不算是中國讀書人中的知識份子。只是因緣時會,在偶然的需要時講過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等孔、孟學說,因此便被人誤認我通儒學。等於我生平 喜歡說禪講佛,別人就誤認為我也通達佛學。事實上,我既不通儒,更不知佛,當然也不明道,只如韓非子所說的南郭處士,濫竽充數。所以看過我的書,只可以認為是「他山之石,可以攻玉」,聊供參考而已,如果要再深入的問我,那我就無言以對了。

中 國五千年來的文化,因時代累積久遠,自然會形成它的龐雜而高深,這也如莊子所說的大椿之樹,八千歲為春,八千歲為秋,它所成長的年代久遠,自然是枝條妙密,幹葉繽紛,又加上那些攀附叢生在樹幹外表的藤蘿茂草,縱使是專家學者也難一一剖析精詳,豈能隨便即加定論。明白這個比喻,便可知道隨便要講中國文化, 實在不可能以一概萬,更不可以偏概全。勉強的說,中國人幾千年來的文化本質,影響民間社會的是雜家、陰陽家和道家之學,並非純綷是儒家或孔孟之教。既如曆代用於政治學術思想的,實質上,也是摻雜法家、道家、兵、農、儒、墨等諸家之學,也並非完全是儒家學說。
講到文化,應該要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,只要精細一讀我們先民的歷史,先不說三皇五帝等的堂皇尊號,只要從眾所周知我們的共祖軒轅黃帝開始,那個時代首先所建立的文明,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學的天文、星象、歷數以及人群生活技術的農業、畜牧、兵器等的開發;然後根據自然規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務的政體官制: 這些一切的上古傳統學術,就被漢代的歷史學者們,把它歸納到道家、陰陽家、雜家的範圍裡,因此形成秦、漢以後的中國文化,好像只有讀書的儒生們所代表的儒學,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,那完全是誤解的結果。如果說自周公制定禮樂,再經六百年後由孔子刪詩書、訂禮樂,形成孔、孟的儒學,因此就是中國歷史政治上的主 流,那也未必盡然。須知周公、孔子著書立說的目的,只是彙集先民對於人道文化的精華,傳之後世,希望以此文教,普及人人,上至帝王、下及百姓,如何都能做好一個人之謂人,萬一出而為政,為社會人群來做大事,必須知道博古通今,怎樣才能做好一個聖君賢相。換言之,孔子秉承周公彙集教化的宗旨,也正如莊子所說 的只是「陶鑄堯舜」,教導人們如何塑造一個聖君和賢相的典型,使他為人群服務不負平生所學,但很遺憾的是,從秦漢以後,所謂的儒生們,為了謀求榮耀的職業而出仕為官,只是依附在既成權力的帝王陛下,臣伏稱尊,自己既非皋陶、契、稷的君相雄才,反是號稱有「致君堯舜」之道,豈非春秋大夢。由此而使負有師儒之 道的儒家學說,乃至如「五經」、「四書」等儒學內涵,便變成千古蒙塵的迂疏之學了。雖然如此,但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上,歷代的儒生們,總算還很保留周、孔之教的精神,而使儒家之學成為周延貫串中國文化諸子百家中的經絡作用,永遠不能脫離它的範疇,等於人體血肉之軀的生命,如果沒有經絡的作用,就會斷絕生命活 力而無生機了。
師儒之道在歷史上的分歧與衍變
從周武王姬發奮起革命,推翻殷商末期紂王的暴政,建立諸侯分封,中央集權的周朝封建制度,大致相似歐洲歷史上的聯邦政體。但周朝封建制度,並非猶如歐洲中古時代奴隸制度的封建。周代的政治,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政體,由周公姬旦制訂禮、樂、刑、政制度,並以師儒之道為最高導向,所謂:「師以德行教民」,是注重 全民的道德教育為基礎;「儒以六藝教民」,是以全民自治的文武合一和生產技術相結合為根本。但時勢的趨使,無論任何一種體制,始終難逃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,既如周初封建體制和師儒之道的精神,經過幾百年以後,也便衰落而變質。
到了春秋時期開始,所謂師儒之道的禮、樂遺風,只有周公後嗣的魯國大體上還保有周禮文化儒術的規模,所以便有出生在魯國的孔子,起而祖述王道遺制的精神,「刪詩書、訂禮樂」,傳述德行之道和六藝(禮、樂、射、禦 、書、數)相結合,保留兼備師儒為一的教化,做為後世的準則。孔門弟子,如顏淵、曾參是傳承孔門以道兼藝的精神,至於子游、子夏等人,稍有不同,是以文藝兼道為主,因此,春秋末期,在魯定公、哀公時期的魯國,還能保留周魯儒術最為純樸風氣,這也就是後世和現在所說儒家學術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時期。
秦漢階段
戰國開始,除孟子以外,如由儒家衍出的荀子(荀卿)儒術,便大有不同于曾子、子思傳承的道貫,而且由孔子所訂定的六經(詩、書、易、禮、樂、春秋)的傳 說,也便各自主守師承,顯現分歧了。秦始皇統一天下,由荀子的弟子李斯為相,建立以法治為主的政權,便完全捨棄周魯儒家的典範,因此在秦、漢交替的七十年間,所謂儒家經世之學,幾乎命如懸絲,不絕如縷。
劉漢興起的初期,舊史所稱譽的文(文帝)景(景帝)之治,它的文化政治精神,大體上是以黃(黃帝)老(老子)的道家思想和刑名(法治)相摻雜為主體。再傳到漢武帝時代,才有所謂「盡黜百家、一尊於儒」的時勢出現。如果我們站在現代思惟法則來追論漢武帝時代的文化歷史演變,對於「罷黜百家」之學的得失成敗, 實在難下定論。但自漢武帝到漢宣帝以後,漢朝政權政府中的人才、如公、卿、大夫、士、吏等各階層,大致來講,確實是彬彬多文學之士,蔚成一代風規。
東漢以後,號稱儒生數萬人,對五經章句訓詁的學問,反而愈來愈疏懶,一般所謂的高名善士,不但不能以周、孔之學致君於堯舜,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後的一群太 監。在朝廷中的有學之士,厭惡太監們的擅權和專橫,一般自命為君子的儒生,不能如君子的周而不比,反而形成如小人們比而不周的黨派,因此與太監們競鬥權力,在歷史上便首先出現東漢特出的黨禍,終使劉漢政權,陷於衰落敗亡了事。但我們在前後《漢書》中,注意儒林的傳記,便可知道兩漢經師家法和授受的秩序, 雖然對於周禮師儒之道的精義,並未能達到最高領域,而在那個時期中被認為名儒大臣們的章疏文辭,祖述周、孔法言,對於輔助當時現世的政治和教化,還是相當有力,所以歷史學家們認為漢儒:「朝秉綱常,士敦名節,拯衰銷逆,多歷年所,則周魯儒生之效也」。這些雖是秉筆寫歷史的儒家們所說的主觀之言,在儒言儒, 大致也是事實,不能完全厚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