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禪宗與理學

北宋理學的勃興 中國傳統文化,至漢武一尊于儒,自大儒蓋仲舒以下,皆在講明六經,明體達用,固無所謂心性理氣微妙之言,既或有探討天人之秘,追求形而上者的道學,亦莫不以周易為準,於陰陽氣運以外,認為有一不可測知的天神為主宰者存在;而所謂天或神者,亦屬于抽象的具體之代名,要非盲然迷信其為偶像。

至于如何達到與天人合一,入乎道的境界;在儒家認為此天神之體性,原為至善,化生萬物而不遺,由人進而合一於天,但在盡人事,修德行,為善而止於至善,即所謂順天之行,參贊天地之化育也。秉此而施于人文政治等人事,皆為替天行道,不可違逆。若法乎天地之自然,無為寂默,守真抱樸,無為而無不為,則為道家的主張,在儒者視之,認為遯世隱避,不切合於實際。至自求法則,修此心身,期超凡而入聖,離塵而希天者,則為道家之支流,方士派的道術,儒者更恥言之。

 

漢代儒家之鵠的與其為學的方法既若此,故於講習六經,明體達用的學術’須重于確定先聖習傳之學的真實,俾其切實易行,合於人本位之需要,使天人合一之境,實現於人間;于是其治 學也,首須重於考證。循此因習既久,訓詁註疏之學,於是興盛,末流所及,養成若干考證精詳,文章華麗的儒者,至於修德養道,體天合人者,徒存有先聖的仁義之言,而鮮切於實用。加以東漢兩晉之間,國家多故,政治不安,一般知識階級,因襲而不能自反,不免有憾於經學的流弊,所以兩晉以還,玄談之風,繼訓詁註疏的經學而起,愈流於空疏。當此時期,佛法正源源輸入,其大乘思想,挈儒家而同途,涅槃寂靜之說,掖道家而並駕,故一般有識之士,咸趨歸其域。雖然,稽其原因,亦不得盡謂是學術思想的必然歸趣,致有優劣的新趨向,蓋亦有世變使然。

隋朝末造,士大夫厭于世亂,相率而尋求治平之道,不乏其人。衡之古今中外歷史,凡國家變亂之局,必產生一二有識之士,另外尋求治亂之源,創立新知,開導思想,以學術而化正人心,轉移社會風氣。王通起而講學河汾,正為此種潮流所影響,王通自比于尼山,一掃歷來傳習六經,專講章句之學,以實用有為的學術授受,乃產生初唐盛隆的治績,故貞觀郅治,自唐太宗以下將相,多為王通的門人。

斯時君相師儒之間,固以儒術治世,崇奉忠孝仁義的原則,而於仁義之體的心性,究為如何,實非用心所及。且唐代外雖尊儒,內所宗奉,則為道教,欲追求形而上的玄道學術,皆趨心于道家。而佛法在當時,八宗學派,皆極昌盛,尤其禪宗,六祖慧能大師開創的曹溪正脈,聲光照朗,普及一時,故于人文政治施用儒家學術外,凡求妙道而追玄要,不歸于道,即入於佛。禪宗之直超頓悟,簡截了當,有非道家所及望者,尤為時人所信受奉行。

惟此處所謂禪宗者,實不能獨以慧能大師在曹溪所開建的宗門而言,自梁時,達摩大師東來以後,禪宗法門的傳播,已相當廣泛,其間得法傳承之人,或僧或俗,多有以儒而入佛,或有以佛而言儒者。例如二祖慧可,在未得法以前,原在東海講易,聽眾至盛,足見其為負有一代盛名的儒者。

在此以前,兩晉之間,教下名僧,如慧安、道安、道生等輩,亦皆由宿學碩儒而歸佛法。在此之後,與六祖同師黃梅的神秀,亦在北方宏化,聲教所被,普及朝野,尤以神秀門下的漸修風範,與儒家止定靜安慮次第之階,極相融洽,其影響於士大夫間,當非淺鮮,至若以佛法詮釋周易學庸者,亦不乏其人。

唐代當興隆盛平之後,政治清明,民生安定,治學術者,既一反漢儒的訓詁疏釋,乃趨入于詞章之學,詞藻華麗,成為一代專長,凡諸名士詩詞記傳,多有涉于佛法或交往高僧者,比比可見,亦足以為證也。

唐祚既衰,五代多難,佛法聲威,並未受時代影響而殂落,禪宗五家宗派,先後崛起,士庶爭趨,迄于趙宋隆興,高談心性,頓悟成佛之說,囂然滋蔓,其末流所及,徒成為口頭禪者,亦所在皆是。至北宋間,儒家而有周敦頤(濂溪)、邵雍(堯夫)、張載(橫渠)、程灝(明道)、程頤(伊川)五大儒者並世而生,初皆遊心佛老,終而取其內義的精華,捨其形式的糟粕,歸而溫故知新,取學庸孔孟之言,單提孔門傳心法要,而倡理學門庭,與佛老抗衡。有詆謂出于好名好勝的私心,似乎言之過激,要非平允之論;實則,亦時會使然,乃佛法禪宗與中國傳統文化,互相融攝激盪而產生的。